左翼和右翼政治观点的区别，表现哲学观、历史观上，也表现在对经济的政策上，表现在变革与保守上。严格说来左翼和右翼是民主政体下的两个派别，是两党制的渊源，是自由主义的两个群体，而专制政体下是不存在这两个派别的，所以左翼和右翼是民主政治的概念。

　　在哲学观、历史观上，左翼一般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信奉“小民史观”，其政治主张是偏向下层人民，草根阶层的。左翼反对贫富悬殊，追求社会公平和“均贫富”，认为贫困是由于“不公正”而造成的，国家、社会应对个人的不幸负责。左翼梦想一个和谐的、公正的社会，在经济政策上主张加强国家宏观控制，扩大税收，特别是针对富人的税收，扩大公共福利，甚至不惜举办国家公共工程来解决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左翼总的来说是变革的、进步的，是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原教旨阵地。

　　右翼则正好相反，右翼信奉的是“英雄史观”，认为历史是英雄创造的，其政治主张是偏向中产阶级、精英阶层的。右翼特别反对左翼的“均贫富”的观点，认为这实际上是在追求终点的平等，是错误的。右翼和左翼共同之处是都追求起点的平等，但右翼更强调个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强调国家应给每一个公民以机会，尊重每一个人的个性，强调平等受教育（基础教育）的权力，认为人必须对自已的命运负责，贫困只能源于自已的低素质、懒惰和无能，不能怪其他的因素。右翼的经济政策是主张自由放任的，主张小政府、大社会，对经济的干预和宏观调控越少越好，通过主张减税、减少公共福利、刺激投资来解决失业问题和社会问题，认为福利越多，人的的依赖性就越强，进取心就越差，就会鼓励懒惰，打击勤奋，因此对一个国家的前途将造成消极的影响。

　　右翼强调“法律和秩序”，是保守主义的，也反对变革，右翼的经济观点是正宗的自由主义，但其政治观点是自由主义的侧门。

　　在民主政治下，左翼和右翼，不存在谁正确谁错误、谁先进谁反动的问题，左翼和右翼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左右手，是缺一不可的。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由左翼执政，否则社会太均匀、太福利化将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同时容易走向民粹主义；一个国家同样不能由右翼长期执政，否则贫富悬殊就会导致社会不公正，分配不公，最终也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一个国家的“自由进程”之路不可能是笔直的，自由之路就象公路一样是弯弯曲曲的，民主政治就是一辆汽车，要想在自由之路上顺利前进，就必须要随时调整方向盘，一会儿向右拐弯，一会儿向左拐弯，只有这样，这辆汽车才不会冲出公路而翻车倾覆，才会顺利直达终点。

　　所以，左翼和右翼的轮流执政，轮流调整国家前进之路，是民主政治下两党制的基础。真正成熟的民主国家，一般只有左、右两个主要政党，而政党林立的民主国家，其民主政治仍是不成熟的、幼稚的，还处在民主政治的低级阶段。

　　从外在的因素讲，诸葛亮与曹操做的都是大汉的丞相，两人都有强烈的意愿要实现统一，并都切实付出了努力和行动。两人都切实控制着其所在的朝廷的大权，都具备废掉皇帝自立为帝的条件，却都没有去做这一步，而是执臣节以终。从内在的因素讲，两人施政的主导思想都是法家思想，及峻法督责臣下。以下详论之。

　　一、统一之意愿与努力。汉末从董卓之乱起，各军阀势力割据一方，有的是聚土以自保于乱世，如刘焉、刘表等；有的是乱世纵横，军阀劫掠，如吕布、李榷等；有的欲闯出一番功业，千古扬名，如孙坚、袁绍、刘备等。以上所说这些人，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混一宇内的念头，但即使有，那也不过是他们个人私欲的膨胀或作为个人功业的极至表现而已，他们并不把统一本身当作最高、最重要的目标去追求。只有曹操与诸葛亮是真正把统一当作最高的目标去追求，并冒着巨大的危险和牺牲去努力了。

　　赤壁之战前，曹操不可能不明白自己的弱点，急于进兵正是因为他心目中把统一看得很重要。而即使赤壁失败后，他也并没有放弃统一的努力，那时侯他的权势已经没有人能够动摇，也就是说，如果他纯粹为个人考虑的话，他根本没有必要再冒险进兵。诸葛亮的情况同样如此，以蜀地之险要，他当然明白防守是最有利的。他之所以六出祁山，就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为统一大业尽上自己的一分力量。

　　二、权倾朝野而终执臣节。诸葛亮与曹操都深刻明白纲纪对政权稳定性，进而对社会稳定性的重要作用。纲纪在汉魏之际最重要的维系便是君臣之节义。汉朝虽然已经名存实亡，但只要汉皇帝依然是刘氏子孙，他就依然继承着汉王朝的政权合法性基础，绝大多数老百姓就会认可一个中央朝廷，野心阴谋之势力若欲独立割据，就没有名义，也就有所顾忌。如果汉帝被废，他姓称尊，必将导致割据蜂起，战乱不息（后来曹丕废汉帝时，之所以没有更多反叛割据，是因为这时一个新的政权已经建设完成并控制北方主要地域，而不同于曹操时有那么多割据力量）。刘备、刘禅政权在名义上依然延续了汉王朝，诸葛亮所面临的问题与曹操类似。诸葛亮与曹操在这里所体现出来的，都是一种顾全大局之心。

　　三、行法家之术以救汉之弊。汉政之弊，在于政宽而纲纪废弛。政宽而豪强大族霸占土地人口，土地兼并严重，朝廷不能制止；纲纪废弛而皇纲不立，外戚宦官弄权，党争迭起，政治遂至于无可救药。当时欲救此弊，最要者为行法家督责之术（此观点参考吕思勉所着《秦汉史》）。魏武帝诸葛武侯皆深知此意。

　　任何社会都有一个官僚系统，法家之意在于认为统治者要作为法的意志的体现者，要与整个官僚系统站在对立面上，严行督责，不容其宽殆。曹操之行法家之术，不仅体现在他对孔融等恃才傲物的儒生坚决镇压，也体现在他带兵时，即使是自己的亲信兵将，一旦违法，也严惩不迨。如《三国志酚诮吩疲撼酰平斫担徘嘀荼婵碇９矢乙蛟滴印＝钇渲谠唬骸扒嘀荼舨芄刮艉酰　蹦颂种：罄床懿俅蟠蟊硌锪擞诮恼獯沃捶ā９赜谥罡鹆林蟹抑率俚钠缆垡逊浅Ｏ拭鞯氐愠隽苏庖坏悖湓疲壕≈乙媸闭咚涑鸨厣停阜ǖ÷咚淝妆胤＃锸淝檎咚渲乇厥停未乔墒握咚淝岜芈荆簧莆尬⒍簧停裎尴硕槐幔弧陶渚拊拐撸云溆眯钠蕉敖涿饕病?/P>

　　对以上三点，又分别要有补充说明：

　　就第一点和第二点来说，诸葛亮与曹操虽然都尽力欲实现统一，并且终身对汉执臣节，但他们并不是抽象地忠于汉王朝。

　　对曹操而言，他不废汉献帝以自立，是因为这样（以丞相身份挟天子以令诸侯）对自己最有利，一来是本势力内部有很多人是因为忠于汉而才为他曹操作战的，如果曹操称帝，内部肯定会发生叛乱，自己力量被削弱不说，说不定还有生命危险（虽然可能性很小）。二来从对外讲，只要汉献帝还在，这个政权就比孙权和刘备的政权有更强的政权合法性，出兵讨伐就师出有名，还可以以汉献帝的名义分封对方令其听命（这一招曾经对吴用过）。如果这些有利因素失去，或变得不再必要，曹操完全有可能废汉称帝。所以我不认为曹操是汉的忠臣，虽然他在客观上对汉王朝功大于过。

　　对诸葛亮而言，他也不是忠诚于汉王朝，而是忠诚于刘备对他的知遇之恩，是忠诚于刘备的王朝。因为如果他是忠于汉的话，早年就应当积极为汉王朝解决问题，而不是隐居。当时曹操还绝对没有叛汉的迹象，诸葛亮不可能预见以后的历史。再说，刘备在到新野前，也是朝秦暮楚，其行动无法表明他就是汉王朝的忠臣，而最多是一个欲在乱世建立功业的枭雄。还有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诸葛亮最初为刘备提出三分设想的隆中对，完全是为刘备个人所设计的谋略，而不是以汉王朝天下为出发点。后来诸葛亮控制朝政大权后，并不废掉刘禅，同样一来是因为蜀汉的许多将士所忠诚的对象是刘备，诸葛亮并没有把握使他们都忠于自己；二来是因为若废刘自立的话，对外出兵就完全没有任何名义了，将士也不会听命，自己也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功业。

　　就第三点而言，行法家之术是需要有很高的政治智慧的，因为申韩之术要求密藏于心以驾驭臣下。诸葛亮和曹操本人都有非凡的才华，能够靠个人的才能平衡各方面的力量，把握好法令之度（中国法家的法是要靠统治者去行的法，特别讲究一个度，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但他们的继承者都没有他们那种政治才能，这就出现了两种情况：

　　诸葛亮死后，费礻韦、蒋琬、杨仪、姜维之徒继续奉行法家之术治国，对外更是持续用兵，终至于“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薛羽向吴主孙休所述在蜀见闻）这并不是说法家申韩之术是错的，因为在诸葛亮在时”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疆不侵弱，风化肃然也。“（《三国志》）法家之术必须有相应的人才能行之，诸葛行而能使吏治、风化肃然，其继承者无其才而行其政，结果就是政治黑暗，国土凋敝。此称无可奈何之结果。

　　曹丕是聪明的，他知道自己没有父亲的才能，无法靠父亲那一套继续维持统治，所以他改弦更张，先废汉帝以自立，如此将导致的不良影响他是清楚的，这意味着对外将丧失对吴蜀的政权合法性优势，意味着对外不再可能有大的进取，同时对内要面临小股反叛。但称帝的好处也是巨大的，这意味着他不需要像曹操那样凭密藏于心的申韩之术来驾驭臣下（曹丕做不到），皇帝称号的本身便能赋予他绝对权威，使他能够控制这个政权，而这一点又是最重要的。再说，经过父子两代的积累，魏政权已经有了足够强大的实力，而不再像当年曹操要面对那么多的割据势力。曹丕的另一项变革是采纳陈群的九品中正制，把自己的政权重新建立在世家大族支持的基础上，而不再像曹操那样对士族采取打压的政策。内政措施上由曹操的严又回到汉朝的宽。

　　曹丕这些措施的结果，一方面使曹魏政权得以延续，但另一方面是对内和对外都削弱了这个政权的力量，对外不可能有大的进取和扩张还是次要的，对内施政之宽培养了司马氏这样的权势家族的力量，而禅让之行也同样为自己政权的灭亡提供了范本。

　　真不知是该为其幸还是该为其哀。

　　1993年，徐小平别妻抛子回国创业，结果还没开始就结束了。问题出在合作伙伴身上。“他跟我说有几千万资产，结果全是负资产！”

　　惨败而归的徐小平回到加拿大。“回去后人家问我想干什么，我说还想回中国。很多留学生，包括现在的留学生，都是想回国捞一笔，然后出国花钱。我说要么不回去，要回去就要扎根在中国。这不是从爱国的角度讲，是从生意的角度。你不可能三年五年就发大财。就算发了，你也还想再发吧？中国机会是无限的。”

　　1996年，40岁的徐小平再次从加拿大回国。当时他的两个孩子已经出生，事业却一筹莫展。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一生的转折点。他来到新东方。他的英文能力、演讲素质以及对出国留学形势的了解，在当时的出国热潮中派上了大用场。

　　人物周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海待(海归待业)？

　　徐小平：海待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留学规划不清楚。这个问题相当严重，而且类似的问题还出现在本地的本科等阶段。

　　这些问题说明中国人缺乏职业意识、缺乏学习目的。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什么？应该培养幸福的个人，能够幸福谋生的人。但是现在不讲这个。

　　人物周刊：但是学生选专业也面临着计划不如变化快。

　　徐小平：中国人的人生规划，核心就是社会方向。社会方向是什么？三个方向：一，国际化；二，市场化；三，人性化。用我的解释，就是每个人都追求幸福。想一想，如果你留学，你老公就玩完，因为婚姻是文化的产物嘛。那你怎么办？我认为爱情是熊掌，留学只是一个鸡肋，推迟它并不代表永远不能留学。

　　不久前，徐小平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新文章《绕过高考的马其诺防线》，预言在未来3年内，将出现本科留学的大潮流。这些本科生并不需要参加中国的高考，“今年仅仅因为国家允许香港的大学来调高考学生的档，国内就掀起了‘香港抢夺生源’的哀号，但哈佛、耶鲁更绝，根本不用你参加高考就可以申请。”

　　但是，他姐姐的两个孩子今年申请出国读本科，甚至为此放弃了高考，结果都被拒了。徐小平认为这个事件说明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路途依然漫长。

　　人物周刊：你一再反对盲目出国，出国读本科会不会也存在盲目性？

　　徐小平：只要你选对学校，那么基本不会错。本科更多的是一种基础教育。你接受了西方的基础教育是不会错的。你学4年计算机，学4年会计，能找不到工作吗？

　　现在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还不够透彻，所以比较迷茫。以我为例，去年我想让14岁的儿子去美国读9年级(初二)，但没有成功。今年我找到一个美国的中学寄宿学校专家，用5000美金请他帮我儿子找一个好的中学。美国东部有无数中学，他能告诉我在100所学校里哪一所最好。这是他提供的全部服务。

　　其实这对于我来说是个丑闻。我是全中国最好的留学咨询专家，竟然找中介帮我的孩子办留学。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专业咨询的价值。

　　北大、清华从来都不是一流

　　高调和活跃，为徐小平带来声誉，也让他在人际关系中付出代价，甚至一度离开新东方董事会。“离开后，我还是有些深刻反思。不叫低调，我不喜欢这个词。但是人要怎么样呢？要considerate，要周到。做人啊，是一个永远的过程。”

　　去年，徐小平曾经和陈丹青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见过面。陈丹青明显对新东方没有认识，徐小平说这是陈丹青的失误，因为他的每一个研究生，都必须到新东方来学英语，才能考进他的班。而他自己在陈丹青怒辞清华时没有站出来发表意见，是自己的失误。

　　“陈丹青猛烈攻击招研制度，他犯了一个错误，就是马其诺情结。他骂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说艺术家是不能够通过考政治和考英语来培养的。我的观点是艺术家就不应该考研究生！所以说陈丹青攻击的是马其诺防线，前提条件是‘艺术家是要考研究生的，但不要考政治和英语’。其实你绕个几十公里不就绕过去了吗？非得和他打？他是和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值得尊敬，但不可仿效。”

　　在丘成桐和北大的论战中，徐小平力挺哈佛教授，但他认为邱的做法“太美国人”了。他认为对北大的帮助，除了直接攻击外，还有其他办法。至于新东方的存在，则是中国教育失败的产物，“我为什么要来上口语班？因为我们十年寒窗，仍然不会开口说英语；因为我们十年寒窗，也没有得到过真正的精神激励和做人的道理。到了新东方才知道，啊，原来学习以后是要工作的，原来留学不能是盲目的。这些都应该是在学校里完成的东西。”

　　人物周刊：你视北大为精神家园，你觉得它是一流的吗？

　　徐小平：北大、清华从来都不是一流，他们的起源就是向西方学习的成果。作为世界级大学，基本标准都在，比如学科设置和论文发表的数量等等。但北大、清华至今没有在整体上做出世界一流的成果来，没有培养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果一定要上溯到西南联大的话，那是一种无耻，是一种“无耻近乎勇”的无耻。

　　中国需要更多丘成桐这样的人，有国际声望，负责任，就是所谓的舆论领袖，多对我们的教育制度进行一些批判，然后进一步深化中国的改革。

　　为什么生产力所包含的物质运动形式不断地由低级发展成高级？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需求在变化。前面讲过我们从恩格尔系数发展并定义了一个新的系数叫做精神消费系数。这个精神消费系数反映了老百姓对精神的需求。精神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为了满足居民从事生产、消费等活动所带来的精神需求。这就是知识经济崛起的背景。

　　知识经济包括哪几个部分呢？例如电视机、软件、教育、科学研究、新闻出版等等都属于知识经济。医药卫生也属于知识经济。很多人奇怪医药卫生怎么能是知识经济呢？医药卫生的关键在于诊断，看看你的身体有什么病态没有，大夫给你诊断一下，也就是居民要求对自己身体状况有所了解，知道后才能给你做治疗，所以这属于知识经济。应该说诊断活动是医药卫生工作中的主导的活动。在发达国家中，居民用于医疗的开支，占很高的比重。例如美国九十年代的数据显示医药费用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最近新的数据显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倍，它用于医疗消费的费用比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大。为什么美国人的医疗消费如此浩大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美国人“怕死”。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人喜欢打官司，而医生又常常成为打官司的对象，如果医生诊断错误，告到法庭，法庭的判决可能为500万美元或1000万美元的赔款。所以美国的医师时刻警惕病人来打官司，把病人记录做得很周全，作为将来打官司的根据，来证明自己的诊断是否有错误。另外一个重要的措施是每个病人来了之后都要从头到脚用最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给你诊断一遍，如核磁共振、CT断层分析等等。这些都是要花钱的。某年我到美国走路时不小心把脚给崴了，红肿得厉害，由于害怕骨折，所以到美国的医疗去看病。按照惯例医生要从头到脚地给我做一遍检查，虽然我购买了保险，但是保险只保费用的90%，个人需要支付10%，这是一个不小的费用。经过我一再地“恳求”之后，他才同意只给我拍一个片子，开些药品。这就是医疗支出费用急剧增长的背景原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医疗费用支出确实属于知识经济。而因此知识经济会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60%-70%。

　　因此，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居民们对知识的需求会越来越大，而对物质的需求却是有限的。庄子在《逍遥游》这篇文章中说“鹪鹩栖树，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鹪鹩”指的是树上的小鸟，小鸟在树上有一个横枝就够了；“鼹鼠”指的是小老鼠，小老鼠到河里喝水，喝饱了就够了。这也说明物质的需求是有限的。当然也有畸形发展的需求，如马科斯夫人要3000双女鞋，但那是例外，至于人们大脑皮层能够接受的信息可以说是无限的，到现在为止，人们大脑接收的信息量还远远不足容量的1%。所以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对知识的需求，将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越来越发展。

　　另外还要看到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以后，物质生产部门同样也会得到迅速的发展。例如，我的孩子到日本谈协作，到了东京之后，日本人请他参观东京千叶县的千叶制铁所，也就是轧钢厂。日本轧钢厂用的轧机宽度为1。9米，而当时我国只有1。7米的轧机。1。7米与1。9米的区别就是汽车用的钢板要由1。9米的轧机来轧制。我的孩子回到中国后说，当时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公里半的生产线上空空荡荡看不见人。于是他好奇地问工厂一共有多少工人？回答是“三班倒”加上仓库管理员一共是80个人。为什么会这么少呢？这是因为使用了计算机进行管理，包括做买卖也是和计算机打交道，所以仓库里只需要值班人员即可。而据我对我国的武钢的了解，由国外进口的武钢的1。7米的轧机，“三班倒”，不包括仓库管理人员在内，一共是2400人。由此可以看出，双方的劳动生产率相差至少30倍。这就是科技进步的结果。日本的工业正在发生深刻的改组，从装配线时代过渡到后工业化时代。所谓后工业化时代就是向自动化迈进，亦即进而为电脑操作的时代。所以整个日本工业都在改组，所有的设备都是软件控制。因此日本的软件行业高度发达，仅日本东京从事软件行业的人数就有100万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软件行业年产值在1千亿美元以上。所以知识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是产值巨大，另一方面也是对传统工业的一个巨大促进。由此可以看出，知识经济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是满足了老百姓的精神需求，第二是极大地促进了传统工农业等各行业的进步。知识经济本身又有很高的产值。在当代社会当中，知识经济是处在重要的地位的新经济。

　　我个人认为，知识经济是新发展出来的产业，我们给它起名为第四次产业。也就是从第三产业当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新的产业。第三产业的特征是服务性行业，而服务性行业有各种物质的或劳务形式的服务，现在发展出一种知识性的服务，这就是知识经济。

　　自知识经济的观念引入中国以后，中国要不要大力发展知识经济的问题，就成了有重大争议的问题。前一时期，有非常尖锐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说，知识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中国应该迎头赶上，急起直追大力发展知识经济。另一种声音却说，中国尚处在工业化阶段，中国工业化的任务尚未完成，知识经济是“未来”的经济，对于中国现实所处的阶段，应该有冷静的认识，因而对大力发展知识经济表示怀疑。其实，第一，要看到产业结构是在需求基础之上实现的，这个需求不能跳跃。如果说现在急忙地过渡到精神消费为主，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中国现在的确还处在工业化阶段。但是，第二，工业化的办法不一定还沿用人家曾走过的技术途径。这就是说，需求结构是不能跳跃的，但是满足需求的方式，采用的技术路线，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或者说，实现工业化的技术是可以跨越的。举一个例子，同样是电话系统，旧式的电话用的是铜线，现在的中国就理所当然地用光纤，光纤将有更为宽阔的频谱，有更强的通话能力。所以，在五中全会上做结论说：“中国要实现工业化，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就把生产力的两个发展规律结合起来，需求决定产业结构，但是满足需求的生产力还可以在新的科学技术基础上来实现。

　　另外要看到的是，我国居民在需求上有一个特殊性，亦即随着生活初步富裕之后，中国人对知识的需求比历史上走过来的国家来得要早。为什么中国人对知识对信息的需求比西方来得早一些呢？这是因为现代技术能够提供价廉物美的信息工具。这就促使中国人对知识和信息的需求有所提前。例如电视机，包括农村，家家户户都有一到两台。美国是在普及了黑白电视以后，经过一段较长的时期，才走进彩电时代的，而我国却直接进入普及彩电的时代，全国彩电至少有两亿多台，也就是中国人已拿出八千亿人民币来支持彩电事业。中国人现在正在普及电话，已达到三亿多台，但随着家用电话的普及，手机却超常发展，已高达一亿五千多万个，每月还在以五百万个的速度增长，并将很快赶上户用电话的普及率。所以中国信息产业来得特别快。同时，随着居民生活的富裕，居民对教育的需求也在增加，目前北京已经放开高等教育，北京市的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进入大学读书。所以，有关产业结构的发展问题，还是归结到五中全会所做的概括，“要以信息化来带动工业化”。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分析研究了中国的现实需求以后，对于知识经济的争议所给出的科学的回答，这一回答把中国需要发展先进科学技术和适应居民的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此后我便开始留意储安平的文章，但只是在１９８３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五卷（蔡尚思主编，以下简称“简编”）中读到过他的五篇文章，当时就毫不犹豫地复印了下来，并装订成小册子，经常翻阅。这大约是1995年的事。差不多也是这一年，在《读书》杂志的补白文章中得知山西有个谢泳先生早就在读《观察》旧刊，研究储安平和《观察》，不禁心向往之。

　　从那时起，读到储安平在《客观》、《观察》时期的全部政论，几乎成为了我生命中的渴望之一，却因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如愿。1998年夏天，我偶尔在一张旧报纸上看到《储安平文集》出版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便到处托朋友、家人一起留意此书。当年秋天，当我在书店一见到此书时，心中确有一种难以抑止的激动，连翻都没翻，就立马掏钱买了下来，尽管书价不低。

　　当《储安平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终于面世时，离他“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已足有三十二个年头。编者张新颖说：“储安平基本的重要着述大致都搜罗在这里了”，我满以为这下可以领略到曾经打动过千万心灵的储安平政论的全貌了，可是当我在“文集”下册第３页读到这样一个“编者”注时，心就凉了半截：“但由于历史环境和思想的限制，作者对当时的局势和某些问题的认识也有偏颇、不当之处。为了尊重历史，我们除没有收入个别文章（篇目仍列出）及对少数篇章的文字稍加删节外（删节的地方加省略号，并用符号标出），其余的都按原貌收在这里了。”在“大致”之外，“文字稍加删节”的“少数篇章”有：《国民党的病症》、《共产党与“国家”》、《中国的政局》等。全文没有收入但标明了“存目”的篇目有：《阎锡山》、《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停战令下，战仍不停》、《协商成就》等。其实，上述《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共产党与“国家”》、《中国的政局》等篇，早在１９８３年出版的“简编”就曾全文收录，公开面世。1989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戴晴的《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一书也曾大量引述文集中被删节的那些内容，我都有幸读到过。差不多同时出版的一些着作如谢泳的《〈观察〉研究》等也都引述了其中一些内容。也因此，那些被删节的句子、段落和仅“存目”的篇目，很长时间成了我挥之不去的隐痛。好在1999年岳麓书社出版了《观察》周刊的影印本，我邮购了一套，总算了却了读一读储安平和《观察》的一点微小心愿。

　　1945年12月1日，离抗战胜利不久，储安平在重庆《客观》周刊第四期发表一组评论，共4段：标题分别为《共产党的前途》、《共产党与“国家”》、《共产党在争取政权中所走的途径》、《共产党与民主自由》。文集编者删节的是《共产党与“国家”》中的一句：“过去外蒙之为中国领土，无人敢加否认，而共产党报纸竟公然刊载‘外蒙共和国总理’某某人抵达莫斯科之消息。苏联东，共产党亦东，苏联西，共产党亦西；甚至苏联与中国有什么问题时，共产党报纸的论调似乎也成为了一个非中国人的报纸的论调。”（简编，23页）

　　全文未收，仅存篇目的是《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一段，其中说：“今日中国人民都在要求民主，争取自由，然而假定在共产党统治下，究竟人民有无‘民主’，有无‘自由’，此实大为可研究之事。我个人的答复是负面的。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人类思想各殊，实为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他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为绝对不可能之事。而人民之有无思想自言论之自由，又为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之有无‘民主’的前提。因为假如一个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他何能自由表示其意见。假如人民不能自由表达其意见，则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又何能实行民主？”

　　“……共产党是否能容许今日生活在共产党统治区域中的人民有批评共产主义或反对共产党的自由？假如容许，则我们何以从来没有看到在共产党区域中出版的报纸有何反对共产党或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或在共产党区域中有何可以一般自由发表意见的出版物？……就我个人言，共产党今日虽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产党本身固不是一个能够承认人民有思想言论自由的政党，同时共产党所谓的民主，是‘共产党民主’，而不是我们所要求的‘人人可以和平地，出乎本愿，不受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见’的民主。”（简编，25、26页）

　　其实，王实味的死早已说明了一切，“革命圣地”延安，那里的一切都是不容质疑，更不许批评的。《中国的惊雷》中，美国记者白修德在盛赞延安之余，对那里的思想言论自由也提出了同样的疑问。1947年3月8日，国共内战的硝烟弥漫了大半个中国，储安平在《观察》周刊第二卷第二期发表《中国的政局》一文，锋芒所向当然主要是国民党当权者，但也涉及了他对共产党的基本评价。文集虽然收入了这篇分量很重的政论，却作了三处删节，其中最重要的有两处：“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能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简编，34页）

　　“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简编，35页）

　　我要感谢“简编”的编者，他们早在1983年就能尊重历史、忠于原作，收入了这些文字，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最起码比十五年后的文集编者强多了。从1947年到现在，一晃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储先生在我们这个充满杀戮与罪虐的人间蒸发也已经36年，然而无论时光怎样流逝，他的那些评价和判断依然新鲜如昨。这是储安平在1949年前夜对共产党的认识。

　　储安平，不愧为一代“文人论政的典型”，他对时势的见解那样洞若观火。像他这样看问题一针见血，如此惊人的准确，只能让后人叹为观止。我为这个世界上曾有过一个叫储安平的生命感到灵魂的温暖。老实说，迄今为止，对共产党的认识还没有什么人敢说超过了储安平当年甩给历史的这句话。半个多世纪后我们产生的也不只是“不幸而言中”的感慨，在1949年前夕历史大转型之际，知识份子中有如此先见之明的人几乎凤毛麟角。以傅斯年之明，1949年在去留之间也曾犹豫徘徊过。有了这样的论断，储安平就不会死，他永远活在历史的记忆里，活在我们的生命中。尽管他给这个欲哭无泪的无奈时代下了先知般的预言，他自己既没有选择离开，更未能逃过一劫。

　　一个时代的结束尽管《储安平文集》有种种不如人意之处，毕竟有助于世人重新认识曾以言论报国为天职的储安平，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如何我们都还是得感谢编者的搜罗和成全之功。在文集下册第3页有一条不起眼的注解，编者说：“储安平的这些文章由于仗义执言、饱含锋芒，对当时国民党腐败、黑暗的统治作了尖锐、有力的批判而产生极大的影响，赢得人们——尤其是知识界的好评。”

　　半个多世纪后，重读储安平那些痛快淋漓的激扬文字，我们依然只能望洋兴叹——“我们要求终止一党专政。这种一党专政的终止，决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终止，必须同时是一种精神上的终止。一党专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征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种基本公民权利没有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职业自由、财产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结社自由。其中人身自由尤为一切自由的基本。我们所以要求上述各种基本的公民权利，仅仅是因为只有人民能获得上述的基本民权，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体的能力，始能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充实国家的生命，培养社会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促进文化的进步；从而产生合理的政治活动和安定的社会秩序。”（《储安平文集》下册，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８年７月版，63页）

　　“为国家服役绝非任官之谓。一个从事言论的人，假如环境允许他秉其智慧，凭其良心，公平论政，他对国家所能有的贡献，未必在一个部长之下。”（同上，65页）

　　他尖锐地指出：“国民党执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他所采用以维护其政权的方法；只此一着，毁坏全局。政党要获取政权，原为题中必有之义：在野的要想法获取政权，在朝的要维护其既得的政权；中外古今，无有例外。”“欧美的政党都以其政绩来维护政权，无论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执政当局总是处处为国家前途着想，时时替人民的福利打算。只要政绩良好，人民自然拥护政府，政权自然不会动摇。这是一条积极的以政绩来维护政权的道路。相反，国民党走的是一条消极的只知道加强政治控制来维护既得政权的死路。”历观往史，没有一个政府能够不顾人民而犹能长久维持其政权者。不顾人民苦乐的政府，必然失去人心；不为人民福利打算的施政，必然不能使国家社会得到健全的发展。……政绩窳败，人心怨愤；人心怨愤，政权动摇；政权动摇，执政者的控制势需加紧；压制越紧，反动更烈。如此回圈，互为因果，而终必全盘倾溃，不能收拾。“（同上，56—57页）

　　在国民党治下的上海，他公开发表了如此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言论——“若从历史的眼光看，这个前后统治了中国20年的政府，实实在在耽误了中国的国运，它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其一切过失之中，本文作者认为现政权最大最不能宽恕的罪恶，就是由于它的缺德的统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治理下，除了极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数人都已趋于取巧、投机、幸进、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道、强凶霸道、为劣作恶。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结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会的风气愈来愈坏。”（同上，177页）

刘晓春

　　北京是文化古城，历来是文人学者麇集的地方。历代封建王朝实行的科举选士制度，官僚制度，以及后来的首都地位，自然而然就使北京成了文人最集中的地方。

　　中国，尤其是旧时代的中国知识阶层的传统思想、操守等特点，许多人已经做了深入的研究，这里就不再多说了。我们要适当讨论一点儿的，一是北京这个城市的文化特征；二是“新文化人”的形成及特点。

　　比较而言，上海自民国以来一直受到中国文化精英们的青睐。什么原因？就因为上海历来比较地开放，空气从来也没有北京那样的凝重、压抑和沉闷。上海一度是中国真正的文化中心，中国现代的大部分文学家，都是在上海而不是在北京发展起来的。在这一点上，北京有它的优势，但总体上还是处于劣势的。

　　鲁迅先生对京、沪两地的区别有过精辟的论述，“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沿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物，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以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

　　鲁迅先生分析的，自然是两地文化的根源，而借用的“清流、浊流”之分，恰好形象地勾勒出了两地文化根源上的区别。说得远一点儿，北京早先是既不“清”也不“浊”的，中国历史上文化辉煌的年代，本来没北京什么事儿。唐是以长安为文化中心的，宋的时候中原及江南又取代了长安，明的迁都完全是政治上的考虑，多少带有偶然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北京从纯粹的文化的角度，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夸耀的地方。在清以前，可能与经济的发展有一定关系，中国的文化精英们大多在江南，形成了多点繁荣的局面；即便是在清代，文人墨客大部分仍出在南方，而北京的名士学子除了做官与编纂之外，抒发性情吟哦风月的不是没有，但终没有形成气候，因此上鲁迅先生的“从官得食、赖以糊口”之说，的确一针见血。

　　再者，有的学者认为，大清一代的学术特征，是以古典学派的“朴”学代表的。即在学问上下“笨工夫”，倾向考察考据，提倡追本溯源，于是“无论经学、史学、诸子学、校勘学、小学、地理、金石、辨伪、辑轶各方面，得到了一定的成绩。”（刘大杰语）就拿鲁迅先生来说，也是从校勘《嵇康集》开始，走的是晚清一代学者的老路。这种文化学术上的特点，当然与清王朝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有直接的关系，从而也影响、制约了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为后来的“变”做了准备。而北京，这种“学风”尤其明显，即便是在“五四”之后，终究也没有成为“新文化”的中心。

　　上世纪20～30年代以来，上海文化的活跃与北京文化的沉闷，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新、旧文化的消长；同时，有意思的是，以北京为代表的“旧派”不仅没有完全地没落消亡，后经脱胎换骨，居然重新又发扬光大起来，重新确立了自己文化中心的地位。这一方面当然要归功为北京首都地位的再次确立，而另方面还说明了北京文化底蕴的深厚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深蒂固。

　　由此，北京的文化学术就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特征、氛围，即沉实厚重、博大精深，正统正宗，中庸平和，但缺乏创新精神并带有浓重的“皇家”味道。

　　相对应的北京的“文化人”，自然也就有了自己的特征。相对地保守，相对被动地接受新思潮、新观念；经常地以正统自居，对某些无论是否有用是否正确的“实用主义”的自觉不自觉的抵制与轻蔑，对功利目的不耻等等。因此，在有些时候，当有些人颂扬北京的文化气氛的浓重，夸奖北京、北京人有文化、有修养、有学问的时候，其中恐怕多少掺一些讥讽；而北京“文化人”之末流，肚子里没什么又放不下架子，于是成了人家恣意取笑的“穷酸”和“假道学”就更好理解了。

　　解放以来，北京的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各文化机关，个学校学院开始了大规模的建立、扩充、加强。全国的文化精英，陆续进京；各高等学府的学生陆续毕业。几乎可以说，凡能来或毕业留在首都的，就都是有两下子的--没两下子的既来不了也留不下。

　　新的学风、新的教育、新的知识，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环境，使北京的教育界青春焕发；而浓重的学术气氛，大量的卓有成就的教授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与传统，又使求学的人受到熏陶，于是，一批又一批朝气蓬勃同时具有最优秀文化素养的年青人被培养出来了。建国后文革前这十七年的时间中，北京的各高等学府究竟培养出了多少人才我不知道，但知道的是，目前我国整个的知识文化界，正是这样的人在支撑着的，他们是中坚是骨干，是继承者也是开拓者。就这个意义上讲，当然不仅局限于北京，从整体上说这些精英应该是我们国家的最宝贵的财富；是中华文明的，当代中国文化科学技术无可比拟的继承者与传播者，是整个民族精华之所在。而北京，首先作为文化中心，则是人才最集中的地方--至少在大部分时间如此。

　　北京历来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他们也经历过磨难和不被理解；这些历经磨难“大堆”的人，会给北京“带来”或者“平添”些什么呢？北京的“非知识阶层”，对他们是怎么看的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北京的平民阶层，历来有崇尚知识、知识分子的传统。据书上记载（这话现在很时髦，为省事借来用），旧时代北京人可以看不起暴发户的招摇，可对漂泊来的穷书生一向恭敬；解放前北京所有的买卖，店铺、旅舍、房东、饭馆对外地的大学生从来是最客气的，文革后小市民们虽然对“臭老九”的落魄多少有些幸灾乐祸的情绪，可骨子里更多的是尊敬而不是反感；也许，京都子民对“学而优则仕”的道理知道得太清楚了，都有些势利；然而长期的耳闻目染和熏陶，北京的平民对“文化人”敬重与模仿在不自觉中成了习惯，有的时候自己也“一不留神”沾了他们的仙气儿。

　　2，商（320万，除上述土地外，还包括陕西江苏的剩余土地，辽宁，甘肃，湖南，浙江，重庆和四川的一部分）

　　3、周（340万，基本与商差不多，在辽宁和重庆四川的范围更大）

　　4、秦（360万，还包括整个宁夏并包括重庆全部和更大的几乎整个四川的土地，东晋各诸侯国的国土总合与西周基本相同）

　　5、汉（在两汉最顶盛的时代，由西汉武帝和后人西汉宣帝、东汉光武帝、东汉明帝打下了惊人的国土。现在朝鲜的几乎全部，越南的北方。大半的新疆，包括中亚相当大的土地都在汉的西域都护府范围中，还有全部的四川和云贵的大片土地，辽宁的全部土地也在汉治下，和吉林的一片土地，内蒙也有相当大的土地在汉的治内，估约国土为1040万平方公里。东汉后期出现严重缩水，失去了云贵和内蒙的土地，新疆北部的土地也丧实殆尽，国土应为890万平方公里。

　　6、三国（魏：590万平方公里，所有的长江以北的汉人地区和在新疆甚至少量中亚的土地，也包括朝鲜的极少量土地）

　　（吴：260万平方公里，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海南，广西和越南北方。）

　　（蜀：190万平方公里，湖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和青海的一小部分，缅甸的极北方。）

　　7、晋（西晋的国土大小为920万平方公里。在云贵上略少于蜀的控制，在越南和朝鲜的土地缩小了。）

　　8、南北朝（国土总合约为935万平方公里）

　　9、隋、（国土为840万平方公里，突厥占领了甘肃和宁夏相当大的土地，云南和贵州也正走向独立，丧失了在越南和朝鲜的土地）

　　10、唐、（强盛时国土大的非常惊人，比现在中国少黑龙江和西藏与云南，多了中亚的大片土地，大半个蒙古国和俄贝加尔湖，共1240万平方公里，在数十年后竟缩为1030万平方公里，安史之乱后更是缩为800万平方公里，可谓史上巨大的缩水。）

　　11、宋、（国土为460万平方公里，与现在中国比没有新疆，甘肃，宁夏，内蒙，整个东北三省，青海和西藏，云贵和台湾。）

　　12、元、（1680万平凡公里，国土包括整个中国和蒙古，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大片土地）

　　13、明（国土最大时，比现在少一小半西藏和大半新疆，内蒙古全部和东三省小半土地，俄罗斯极少土地。共710万平方公里。后来大为缩水，丧实西藏新疆和东北台湾，到灭亡时只剩下350万平方公里。）

　　14、清、（国土1310万平方公里，整个中国和外蒙和俄罗斯及中亚的一些土地）

　　首先，欧洲电影比较情绪化，个性突出，节奏不像好莱坞那么快，结构也比较脸色，故事性不太强，有一种悠然自得的味道。用商业生产的观点看，这些都是不利因素。

　　其次，更加重要的是，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文化理念不大相同，艺术概念也有比较大的差异。欧洲人看重艺术标准，而好莱坞似乎更注重研究标准艺术，也就是能够适合全人类的口味，结果就如同是麦当劳快餐，全世界同一标准，严格说来，它甚至都不能算是美国的，因为生产者是美国，但是接受者是世界性的。所以，如果人们把麦当劳当做美国饮食文化的代表，那多少有点贬低美国饮食水平了。事实上，这就如同是跨国公司，它无所谓国籍和地域，因为它恰恰要淡化这种地方色彩，以便于它更方便地进入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这里用得上一句文学术语，没有技巧就是最好的技巧。

　　我们熟悉中国文学史上的山药蛋派的名言，越是民族的，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世界的。而现在美国好莱坞和麦当劳的经营方式好像与这格言正相反，至少变成了越是世界的，就越是地方的。

　　对于许多中国留学生来说，似乎没有去美国就不算留学。因为美国代表了一种标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西洋梦。

　　有一个例子比较能够说明问题，当中国花有限的宝贵资金去购买西方影视作品时，通常购买的是美国大片和《浮华世家》这样的长篇电视剧，这当然不仅仅反映了影视作品的质量，实际上它也折射出文化的差别。套用一句俄罗斯著名作家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场名言，幸福的家庭总是很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不同。用这话来解释美国电影，尤其是《达拉斯王朝》这样的豪华电视剧，就是富人的生活总是很类似的，也正因为如此，它可以比较容易地跨越国界和文化的鸿沟，被许多人所向往和接受。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像中国的市民电视剧《渴望》和英国的《Eastender》却很难离开它的地域背景，《渴望》可以在东南亚拥有一定的观众，但是，在欧美很难被理解。这有点像日本电视剧《阿信》在亚洲的情况。同样，中国人也很少会想到去引进英国的《东伦敦人》这样的市井连续剧，因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生活背景差别很大，在理解上就会有困难。

　　美国影视片对欧洲的冲击有点类似香港电视连续剧在中国内地的影响，都有点像零度文化，同样是零度文化，王朔还有点积极性，因为他要反抗一些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中国特色的文化解构主义，也可以说是一种后现代主义。我们通常习惯于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但是，正是这块文化沙漠向北推移，使内地也开始沙漠化。

　　1936年元旦，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发表广播讲话《国民自救救国之道》，盼望推行新生活运动，努力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同一天，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发表《新年所感》，盼中日官民真正认识，相扶相助，增进两国福利；中共毛泽东、彭德怀、徐海东、刘志丹在陕北瓦窑堡会商，商量东进山西，北攻绥德；庐山牯岭英租界收回。

　　这一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已近九年，不仅在名义上也在实质上越来越接近于统一中国，通过连年的内战，国民政府有效的统治范围从最初的江苏、浙江、安徽的部分扩大到了整个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成功地迫使红军放弃了自己的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坐困陕北。蒋中正更巧妙地利用追击红军的机会，将势力伸入西南地区，以达成在未来的对日抗战中以西南为战略大后方的目标，随后更进入了西北和华北地区。此时的中国经济已经从世界性大萧条中复苏，农业获得了20年来最大的一次丰收，实业也正按照“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布置进行。在国际关系方面，通过改订新约，中国收回了关税自主权，逐步取消了领事裁判权，收回了部分租界，中国的国际地位获得了较大的提升。经过了918事变和其后热河、长城、淞沪等一系列战争后，通过中日政府的外交努力，紧张关系也已经得到了缓和。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进口大批武器装备，建设国防工事和军工厂，整理军队，为未来的中日全面战争进行准备。由于经济的发展、关税自主财力的增加，国民政府得以进行币制改革，发行法币，并且裁撤了阻碍国内贸易的厘金，整个国民经济趋向于繁荣。在社会生活方面，国民政府推行旨在建设健康生活习惯和新精神面貌的新生活运动，并积极推行以乡村为重点的公共卫生计划，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对国民政府而言，这是一个充满着希望的黄金年代，自成立起，形势从来没有像这一年这样乐观，同时这一年也是国民政府面临着重大政治转型的年代——“训政”即将结束，“宪政”即将开始。

　　“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是孙中山设计的政治路线图。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称：“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鉴于辛亥革命后中国不仅没有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却相反走向了军事强人政治，国家因经内战四分五裂的经验，他认为其原因就在于“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能荡涤，新治无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污，压抑新治。更端言之，第一为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军政时期即“以党建国”的暴力革命时期，训政时期即“以党治国”时期，宪政时期即“还政于民”时期。

　　1924年孙中山发表了《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集中阐述了他三阶段的政治主张：“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其程度以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之道路修筑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权使用之训练，而完毕其国民之义务，誓行革命之主义者得选举县官，以执行一县之政事；得选举议员，以议立一县之法律，始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一完全自治之县，其国民有直接选举官员之权，有直接罢免官员之权，有直接创制法律之权，有直接复决法律之权”；“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国民代表会得选举省长，为本省自治之监督。至于该省内之国家行政，则省长受中央之指挥”，“全国有过半数省分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宪法颁布之后，中央统治权则归于国民大会行使之，即国民大会对于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有罢免权；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有复决权”；“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而全国国民则依宪法行全国大选举。国民政府则于选举完毕之后三个月解职，而授政于民选之政府，是为建国之大功告成。”

　　以上的这段话明确表明了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演进标准，即国民政府用武力完全占领一个省，即该省进入训政阶段；在此阶段，政府派员训练、协助人民建立一个自治的县，并直接选举县级官员；当一个省所有的县完全自治后，即该省就进入宪政阶段，可以选举省长；当全国有一半的省进入宪政阶段后，即全国进入宪政阶段，颁布宪法，由人民选举新的中央政府，而国民政府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此解职。孙中山并没有给出三阶段的具体时间表，而是提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标准。

　　1928年10月，随着张学良的东北易帜，中国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于青天白日旗下。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根据《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通过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宣布中华民国由“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训政纲领》要点为：

　　1、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

　　2、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

　　3、同时，由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渐推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

　　4、国民政府总揽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但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要受国民党中执委政治会议指导监督。

　　这些规定成为训政时期国民党当局党政关系的最高原则。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认为国民党就是“训政保姆”：“国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的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者，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之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而训政之目的，即以保养、教养此主人之成年而还之政，为其全部之根本精神。”针对指责国民党是“一党专政”的言论，胡汉民进行了反驳：“于建国治国之过程中，本党始终以政权之保姆自任。其精神与目的，完全归宿于三民主义之具体的实现。不明斯义者，往往以本党之训政主义，比附于一党专政之阶级专政论，此大谬也！”

　　但反对者并没有停止批评，胡适于1929年5月发表了《人权与约法》一文，要求“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强调训政不能没有法治。1931年2月，国民党高层内部为是否制定训政期间的约法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立法院长胡汉民反对制定约法，他认为孙中山的遗教和著作就是训政期间的最高纲领，没有必要新制定一部约法；而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则极力主张制定约法，冲突以蒋中正拘押胡汉民，罢免其立法院长而结束。几天后，3月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临时会议议决：国民会议决制定约法，推吴敬恒、李煜瀛、王宠惠、于右任、丁惟汾、蔡元培、叶楚伧、邵元冲、刘芦隐、孔祥熙、邵力子为约法起草委员。同年5月1日，中央全体执监委员临时会议通过约法草案，国民政府于是年6月1日正式公布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约法的产生竟然是蒋中正运用非程序手段的结果，这真是中国式的幽默。

　　《约法》分为“总纲”、“人民之权利义务”、“训政纲领”、“国民生计”、“国民教育”、“中央与地方之权限”、“政府之组织”、“附则”共八章八十九条，其核心第三章“训政纲领”明确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由国民政府训导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由国民政府行使之”。《约法》肯定了人民的“权利”、“自由”，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义务”规定：“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之住所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或封锢”，人民有信仰宗教、迁徙、通信通电秘密、结社集会、发表言论或刊行著作、请愿等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

　　这是国民政府发布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明确了以党代政原则，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即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政府由党直接组织，中央所有政府机构领导官员皆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法律的制定、修正和解释权，一切立法原则的决定权，均由党的机构执掌，党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力；国家行政决策权亦属党的机构，中央政府本身无权决定重大问题，一切听命于党的机构，政府为一党专政的工具。但同时，约法也明确保障了人民的宗教、结社、言论、请愿、秘密通信的权利和自由，比起此前的《训政纲领》是一大进步。

　　在以党治国的运行机制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的地位和作用起到了党与国之间的桥梁作用，它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国民政府成员组成，“政治会议为全国训政之发动与指导机关，……对于党为其隶属机关，但非处理党务之机关；对于政府，为其根本大计与政策方案的发源之机关，但非政府本身机关之一。换言之，政治会议实际上总握训政时期一切根本方针之抉择权，为党与政府间唯一之连锁。”

　　虽然这部约法的核心是以党治国，但它也开宗明义声称：“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既由军政时期入于训政时期，允宜公布约法共同遵守，以期促成宪政，授政于民选之政府。”说明国民党在理论上承认宪政是自己的政治目标，训政是为达到宪政的一种过渡政治。早在1929年，国民党就宣布了训政期限为6年，这决定了训政是一个有着时间限制的过渡阶段。

　　尽管国民党以“训政保姆”自任，但训政伊始，国民党的训政理论就遭到了强烈攻击，反对“一党专政”、“以党治国”，要求“还政于民”的批评声不绝于耳。《约法》公布不久，就发生了918事变，为了抗日救亡，团结全中国最广大的人士成了必然的选择，而早日实行宪政似乎就成了最好的道路。国民党中央的高层也出现了支持“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要求。早在1931年10月，孙科提出了“速开党禁，实行民治”的主张。1932年4月，刚上任不久的立法院长孙科发表了《抗日救国纲领草案》，提出“于最近期间，筹备宪政之开始”，并要求开放党禁，遭到了时任行政院长汪精卫、监察院长于右任的公开反对。于是这三位国民政府的院长进行了公开点名的辩论，引发了一场关于宪政与训政的全社会的大辩论，大大推动了国民党的宪政步伐。同年12月20日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第三次大会决议，通过孙科等提案：积极进行地方自治工作，并于1935年3月召开国民大会，议决宪法，从速起草宪法草案。1933年1月，立法院指定了以孙科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正式开始了宪法草拟工作，次年10月，宪法草案于立法院二读通过。1935年10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言提出：“开宪治，修内政，以立民国确实巩固之基础”，“国民大会须于二十五年（即1936年）以内召集之，宪法草案并须悉心修订，俾益臻于完善”。随后的12月4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决议第二年5月5日宣布宪法草案，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0月10日前代表选举完毕。1936年4月23日，国民党中常委通过了《宪法草案修正原则》，及《国民大会组织法》、《代表选举法修改原则》，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准时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这份宪草因此又称之为《五五宪草》。

　　《五五宪草》分为“总纲”、“人民之权利义务”、“国民大会”、“中央政府”、“地方制度”、“国民经济”、“国民教育”、“宪法之实施和修改”共八章，其特点为

　　1、保障人民之自由权利：因制定于抗日战争爆发之前，鉴于当时之宪政运动，是集中国力以救国的运动，因此对于人民的自由权利，采取间接保障制度，有关条文，多有“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的规定；

　　2、行使政权之国民大会：遵照权能划分的理论，规定国民大会之职权，为选举、罢免政府重要官员，创制、复决法律，修改宪法，宪法赋予之其它职权等六项之多，足以收政权机关合理控制治权的实效。

　　3、行使治权之总统与五院：规定总统及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四院，皆对国民大会负责；行政院院长对总统负责，“政府有能，人民有权”；行政院与立法院之关系，互相平等。

　　4、均权主义与地方制度：对于中央与地方权限规定：实行县自治，“凡事务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为地方自治事项。”

　　5、国民经济与教育：将国民经济与教育两大问题，各列专章，共有二十三条，为实现民生主义的必要措施。

　　1936年5月14日，国民政府公布《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其中规定：“国大”代表总数为1，200名。选举分为区域选举、职业选举、特种选举三种。区域代表和职业代表的候选人，分别由各县之乡长、镇长、坊长和机关职员推选，最后由国民党政府指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按：共计140人）为“当然代表”。至于选民资格则规定：年满20岁的中华民国国民，“经公民宣誓者，才有选举代表之权。”由于中日关系又趋于紧张，华北地区的国大代表未能及时选出，国民大会无法按时召开。同年12月12日，爆发“西安事变”，国内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因此1937年2月20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议决国民大会定于本年11月12日召开。

　　1937年4月，立法院又对《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进行了修改，鉴于人们的反对，取消了由国民党政府指定候选人的办法，但同时却又规定：另设“指定代表”240人，国民党候补中、监委员（按：共计68人）也得为“当然代表”。这样，“当然代表”、“指定代表”、“特种选举代表”总计达600多人，占代表总数的40%，其余的则为区域和职业的两种“民选”代表。至1937年夏，除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东北、台湾等地或被日本占领，或“华北自治”情形特殊以外，其余各地的国大代表选举均已完成，然而正在此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大会无法按时召开，自此中国的宪政之路被严重阻断，中国进入了战时状态。

　　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充满了争议，支持者认为这是中国民主化的必由道路，中国人由于缺乏民主经验，空有宪法之名，但无法有效履行宪法，反而会被某一政治集团或强人利用。孙中山认为：“不经训政时代，则大多数之人民久经束缚，虽骤被解放，初不了知其活动之方式，非墨守其放弃责任之故习，即为人利用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孙中山才设想出了这一理论。而胡汉民的“训政保姆论”更是这一理论的生动形象的阐释。反对者以胡适为代表：“我们可以明白中山先生的主张训政，只是因为他根本不信任中国人民参政的能力”；“人民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与党部诸公需要的训练是法治之下的政治生活。‘先知先觉’的政府诸公必须自己先用宪法来训练自己，裁制自己，然后可以希望训练国民走上共和的大路”；“绝少数的人把持政治的权利是永不会使民众得着现代政治的训练的。最有效的政治训练，是逐渐放开政权，使人民亲身参加政治里得到一点政治训练。说句老实话，学游泳的人必须先下水，学弹琴的人必须先有琴弹。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

　　人类社会不是实验室，因此我们无法倒转历史，设计一个走不同道路的中国，看一下究竟是孙中山的理论更正确，还是胡适的理论更正确。更遗憾的是，由于日本的不断入侵和抗战的全面爆发，本来即将实行的宪政因此被迫推迟，让人忍不住猜想如果没有日本的入侵，中国会向何处去？